沈一兵、于璇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内在机理及多

　　：“十四五”时期，信息化加快了数字化的发展步伐，数字城市建设被提上新日程，智慧社区在智慧城市背景下应运而生。伴随风险社会的冲击，社区层面的风险事件激增，依托智慧社区建设将智慧应急融入基层治理已成为提升城市应急管理能力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技术—价值—制度”三重维度剖析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内在逻辑、多重样态和实现路径。技术赋能是智慧社区应急的应有之义，价值共识是智慧社区应急的理念导向，制度供给是智慧社区应急的规范保障。依据三维向度的强弱，智慧社区可分为低阶、中阶及高阶三重应急管理样态。基于三重样态的分析，最后，从“困局破解”和“嵌入式协同”两个方面着手，深入剖析低阶、中阶样态的转型方向和高阶样态的实现路径，以期为智慧社区应急效能的提升提供借鉴思路，助力智慧社区开创应急管理信息化发展的新格局。

　　沈一兵,于璇.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内在机理及多重样态探索[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33(03):49-63.

　　基层社区是应急体系建设的基本单元，也是服务群众和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前沿阵地。近年来，基层社区作为连接群众“最后一公里”的特征和优势不断凸显。然而，长期的应急管理实践暴露出基层社区应急管理存在的“短板”和“盲区”，如应急过程粗疏、技术治理能力不足、社会动员能力匮乏、应急制度衔接不畅等。基层社区在应急管理层面的角色定位和能力建设事关国家突发公共事件的防范和应对大局，事关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如何补短板、除盲区、强能力，来提升基层社区在突发事件中的防范和应对效能，已成为步入风险社会后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日益渗透，作为科技新形态的智慧社区在实践和理论层面均受到广泛关注。自2014年住建部《智慧社区建设指南（试行）》发布以来，全国各地智慧社区试点与探索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智慧社区成为现代化社区建设的必经阶段，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环节。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智慧社区建设无疑能够为基层应急管理效能提升提供新的着力点，政府也由此对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2021年12月发布的《“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明确提出要以信息化推动应急管理现代化，打造平战结合的应急信息化体系。2022年5月，九部门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强调要依托智慧社区综合信息平台，建立健全民情反馈、风险研判、舆情监测及应急响应机制，提升社区全周期风险管理水平。由此可见，将智慧应急纳入基层治理已经成为提升基层应急管理效能的重要抓手，也是新时代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升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权力的传统社区应急治理模式已然难以为继，社区应急治理亟须借助智慧社区建设大势进行一场较为彻底的数智化、精细化转型。

　　伴随数智技术嵌入社区治理的实践兴起，学术界也掀起了研究热潮，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聚焦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模式建构。李志强、许峰基于浙江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探索，提出以人文为主、技术为辅的“文明型智慧治理”模式；庞宇认为智慧社区通过在管理层面、技术层面和主体层面的创新，探索构建数字化、感知化、智能化的管理模式，以实现人防与技防、群防与群治的协同治理；Hijazzi等构建了基于社区的综合灾害管理的模拟疏散建模和应急规划，通过信息技术模拟灾难发生情况，提出适应本国国情的社区应急管理对策。二是从技术赋能视角探讨韧性社区构建。梁正通过搭建“技术双赋—韧力释放”框架，剖析数字技术助力基层治理的逻辑进路；董幼鸿和周彦如从宏观层面提出了技术赋能韧性治理的理论逻辑、面临的挑战及未来优化方向，尤其从危机全过程管理角度剖析政府组织在技术赋能中的核心角色；樊博等构建了“技术应用-韧性赋能”框架，为完善和推进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的数字治理平台建设提供切实建议；Cavaye和Ross提出，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需加强九大关键要素：互动、协调、决策、关系、认知、弹性、准备、系统性能、信息基础设施，以提升社区复原力。三是探究技术治理与制度环境间的平衡适配关系。陈振明和张树全认为智慧社区、智慧城市等治理技术的更新实质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制度变革，要顺应技术和制度互构关系转换的趋势，构建适应数字时代需要的公共治理体系；盛明科和贺清波从新制度主义的技术与制度环境合法性基础出发，认为厘清技术理性与制度环境的交互机理，是技术治理风险防治的关键所在；沈费伟通过构建“技术嵌入—制度吸纳”二维分析框架，提出技术治理需要注重技术与制度的动态平衡；吴件等通过对政企合作的现实案例研究，认为理论与实务界要破除简单的“技术赋能”思维，通过共创公共价值实现技术治理的良好成效。

　　由此可见，学术界已基本认可数智信息技术对于突破传统社区应急治理藩篱、营造韧性治理样态的独特作用，也为如何恰当平衡技术与制度间的互动关系以实现技术治理的落地提供了多维度的理论借鉴。既有研究成果不乏真知灼见，但大多以技术赋能为切入点研究数字治理的风险防范及效能实现问题，并未将新时代社区应急的功能结构和价值要义完整嵌入到智慧社区的数字治理体系中，智慧社区应急管理作为独立理论命题的研究成果总体来说较为匮乏，有关数字应急和智慧应急能否等同、智慧社区与社区应急治理的内在关系和嵌入逻辑、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人文边界”和价值共识等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探索。并且，当前智慧社区的建设实践和理论研究普遍重视政务、养老、医疗、旧房改造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智慧化供给，作为智慧社区应用场景之一的应急管理涉及相对较少。尽管近些年来政府加强了对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建设的重视，但大多数社区的智慧治理实践，尤其是智慧应急治理方面还相对滞后。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起“技术—价值—制度”三维分析框架，剖析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内在机理，结合当前全国智慧应急管理参差不齐的发展实践，总结并剖析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多重样态及转型路径，以期为推动基层应急管理水平向更高阶、智能化迈进提供理论支撑。

　　智慧社区是依托数字化工具整合社区资源、提升社区管理与服务功能的社区新形态。谈及智慧化、数字化治理，学术界多关注技术与制度关系这一研究议题。“技术决定论”的代表学者凡勃伦认为，科学技术是制度革新、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力量，社会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原则运行。“制度决定论”则强调技术运用受制于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重视制度因素对技术发展的规约作用。近年来，制度与技术“互构论”日趋成为主流研究路径，学者们认为纯粹的技术逻辑着眼于依托科学技术构建的理性运行准则，而制度逻辑则强调在调适治理技术的恰当应用形态中发挥制度效应，两者的可互构性使得技术治理兼具技术和制度属性，从而有效防范技治风险，形成稳定的治理秩序。因此，本文在谈及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命题时首先将“技术赋能”和“制度供给”作为两个不可忽略的研究视角，用以探讨数智技术在赋能基层应急治理时针对技术和制度两因素的特殊需求及其相互关系。此外，技术治理要以创造公共价值为根本目标，讨论制度环境同样不可忽视价值信仰、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数智技术赋能应急管理的特殊语境条件下，通过加强价值引导更能贯彻维护“以人为本，减少危害”的应急管理工作原则，进而保障基层应急管理的目标与路径“不偏航”“不离轨”。基于此，本文尝试构建起“技术—价值—制度”三维分析框架，用以剖析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内在逻辑，并以该框架为基础探讨社区应急管理的多重样态及转型路径。

　　区别于传统社区，智慧社区最突出的特点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社区运行的各个核心环节整合为一个扁平化的网络系统，从而使其能够更智慧地运转。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智能分析、融合通信、GIS、移动互联等技术应用实现对感知层、数据层、应用层的智慧把握，链接起社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信息空间，实现对“人、机、物、环境”等要素的全链路管理，将智慧应急能力覆盖至社区减灾的全周期、全过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带来的响应准确、效率提升、流程规范和参与有效等优势，以此来提升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整体效能，如图1所示。

　　在感知层面，智慧社区综合运用物联感知网络和智能感知设备，实现对气象、消防、环境、道路等社区重点风险动态的感知识别，并对区域内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以构建“平战结合”的综合风险感知体系；在数据层面，以运营商通信网络管理数据为基础，利用采集、脱敏、分析和可视化等技术手段对行业部门数据、社区空间数据和应急资源数据进行存储、清洗、处理、分析及共享，构建应急信息共享数据库，为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工作提供全面、实用的信息支撑服务；在应用层面，充分运用大数据的多元信息资源、物联网的开源网络平台和人工智能等设备，发挥数字信息平台的特点和优势，并将其综合运用到应急管理的事前预警、事中响应、事后评估等全周期应急生态场景中。此外，应用层上将根据危机不同阶段的应急要求和社区管理的实际状况，调配不同应急阶段的应用生态场景，搭建智慧应急建设的整体框架，实现基层政府在应急治理实践中的高效精准把控。

　　数字政府治理的变革应受公共价值约束，只有体现公共价值目标的数字政府治理才能获得合法性与社会支持。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应当防范数智技术应用带来的一系列价值失范和伦理冲突问题，同时需积极响应应急管理工作的价值取向。

　　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共识。我国应急管理工作一直以来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避免基层数字化治理转型带来的刚性治理和数字鸿沟，让包括弱势、边缘化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安全地享受技术赋能带来的便利，“以人为本”已逐渐内化为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基本价值共识。这就要求基层政府在运用数字化应急管理手段时需克服“技术至上”的错误理念，合理界定应急技术的工具价值，积极回应多元治理主体特别是数字和边缘化群体的价值诉求，理性选择符合社区实际的智能化应急产品，尽可能规避潜在技术风险，保障应急技术真正服务于民、用之于民。

　　另一方面要培育“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现代信息技术的嵌入通过撬动“一元”中心的应急组织架构体系，逐步改变了政府、基层组织、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社会公众及媒体等多元应急行动主体在基层应急治理体系中的互动规则。为了使多元治理主体能够通过智慧社区搭建的智能治理网络平台实现高度融合和协同发力，提升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即时效率与广泛效应，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应当注重“软性”治理方式的兼容应用，培育社区内多元应急主体“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促进不同主体参与应急管理过程，以达成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从而为社区防灾减灾持续发力。

　　制度建设的功能价值在于设计有利于资源整合、主体联动、技术运用的一系列制度和规则。基于数字技术所具备的标准化与程序化、风险性与挑战性、发展性与创新性特质，依托数字技术手段对社会治理进行全面改造需要从支持规范化建设、应对孪生型风险、实现创新性动态调适等维度出发全面部署相应的制度条件。

　　一方面，要为智慧社区应急管理提供较为完善的支持性制度基础。技术赋能作为提升社区应急治理效能的突破口，能否获得平台、资源、主体等方面的配套制度支持，直接影响基层应急管理数字化转型的标准化与程序化成效。例如，建立智慧应急平台管理制度，确保现代信息技术的全过程嵌入应急治理；探索应急资源整合共享机制，破解社区应急管理中资源零散分布、难以整合的难题；制定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应急协同规范，促使关键利益主体基于智慧应急平台形成良性互动格局等，为智慧社区应急管理提供更多确定性、预期性、托底性的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新技术应用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同时，也面临着“信息孤岛”“数字茧房”“技术治理内卷”等诸多挑战，为避免技术失灵和技术越位导致治理效能低下的问题，需围绕数字监督、安全评估等构建与信息时代相适配的法规秩序，对智慧社区应急所涉及的技术风险进行前置约束，防范技术缺位、越位、滥用所引发的负面效应。当前，由于应急信息数据采集和加工所引发的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提高智慧社区信息使用效率和安全管理能力，建立健全一系列有关数据采集、数据开放、隐私保护和数据应用方面的制度规范，成为应对智慧社区治理风险和挑战的必然选择。

　　此外，作为基层治理的全新探索，智慧社区应急管理还需要一个包容审慎的数字创新环境和氛围，以促进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技术赋能基层治理本身就是一种治理创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对已有制度进行创新性调适，通过定期评估、反馈和改进措施，推动技术治理的不断进步和应急效能的不断提升。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应急需求变化多端，对于作为智慧社区应急管理主体的基层政府来说，即时洞察技术赋能社区应急中所产生的制度需求，并顺势设置相应的制度体系，既是当代基层政府顶层设计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基层数字化治理行稳致远的必要条件。

　　风险社会背景下，具有复合性、跨界性和不确定性的外部风险影响使得社区脆弱性问题凸显。面对愈发复杂的外部环境，社区应急治理也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近些年，尽管各地纷纷响应国家有关基层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号召，但由于区域间差异较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等发达地区的智慧社区建设相对发展较快，而内陆特别是西部地区城市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在实践路径层面也面临较大阻力。基于我国城市发展的不平衡现实和不同规模城市间明显的发展差距，在研究社区治理问题时，中小城市与超特大城市自然不能一概而论。长期以来，超特大城市城镇化建设起步较早，拥有更加成熟的发展环境、更为优越的资源禀赋以及更为健全的治理体系，基础设施、数字资源、优秀人才等更多地在大城市集聚，为智慧社区应急管理高阶样态的研究提供了现实参考；中小城市城镇化进程虽起步较晚，但呈现出极速扩张态势，由于数字治理经验和资源条件欠缺，中小城市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在加速发展的同时，容易出现技术、制度、价值关键要素顾此失彼等现实障碍，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实践样态更加多元。

　　考察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多重样态，一方面要从基层智慧应急的客观实际入手，了解关键影响因素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也要从过程互动的逻辑出发，聚焦如何嵌入协同以提升整体治理效能。有关公共治理的研究大多离不开三维分析框架的建构，郑石明和宋悦通过构建“结构过程价值”整合性分析框架，研究灾害治理组织网络的演化机理；詹国辉和魏海涛基于“价值行动、治理限度与策略选择”构建起数字赋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吴兴智和杜会兵更是从价值、组织、行动三个维度对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进行再认识。三维分析框架适用范围广，能多维度全面分析公共治理服务体系的现状、内容导向及工作重点。鉴于此，基于上文对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内在机理的三重维度的讨论，分别以“技术赋能程度”“价值共识程度”“制度供给程度”为轴，通过三维强弱水平划分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多重样态（见图2），以此深入分析智慧社区应急管理面临的难题和矛盾，为处在不同建设进度中的智慧社区提供差异化的改进思路。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划分的高阶、中阶、低阶样态是依据前述内在机理的主导逻辑进行界定的，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因素在时空序列上存在的交叉共存情况。此外，基于对现实情况和研究价值的综合考量，对于中阶样态中可能存在的“一强两弱”类型，其本质上属于中阶样态中较低阶的类型，本文将不再赘述。

　　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高阶样态是指社区在技术赋能、价值共识及制度供给三方面均已发展得较为成熟。如表1所示。

　　在技术赋能维度，高阶样态下的智慧社区具备集智能终端、网络设施、计算存储为一体的智能基础设施，能够有效统筹社区物质空间、价值空间和虚拟空间，构建集成开放的应急数据共享格局，通过智能传感和多元应用场景打造“能监测、会预警、强决策、快处置”的全过程应急综合管理模式；在价值共识维度，高阶样态下智慧社区重视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个人在应急过程中的协同参与、权责共担，强调树立主人翁意识，注重培育社区应急文化；在制度供给维度，高阶样态下的智慧社区应急管理能够建立起社区风险“态势感知、及时处置、闭环管理”的标准体系，通过健全的法规和政策体系明确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责任主体、工作流程、资源配套和运作机制。

　　“三强”型高阶样态是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理想状态。理想状态下的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应是一个拥有标准规范的技术系统和多元主体协同互通的组织体系，它贯穿于公共危机的生命周期管理的全过程，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这一公共价值目标的社区应急管理系统。在当前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和智能化数字化治理趋势的推动下，我国超大特大城市的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基本实现了“技术赋能”“价值共识”和“制度水平”的三维兼顾推进，即能够通过数字技术推动治理质效的提升、以制度革新支撑治理体系转型、以系统理念驱动治理思维转变，但彼此间的均衡性、协同性发展仍有不足，尤其是嵌入式协同能力欠缺，无法最大限度地提升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整体效能，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和调适。

　　先看“两强一弱”型的中阶样态，所谓“两强一弱”型中阶样态是指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技术、价值和制度”三重建设维度中有两维处于相对强势状态，一维处于弱势状态。具体表现为“弱强强”“强弱强”“强强弱”三种类型，智慧社区应急管理中阶样态的不同类型在实践中也面临着不同的困局呈现。如表2所示。

　　中阶样态Ⅰ：技术赋能程度弱，价值共识和制度供给程度较强。处于该种实践样态下的智慧社区应急管理主要存在两大困局：其一，关键性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这类社区多数尚处于智慧化建设的初级阶段，拥有专门应急管理平台统管常态事务与应急事务的较少；即使搭建了智能化应急管理平台，也可能由于配套程序滞后或基础设施未能匹配跟进，以致感知系统、网络系统、处理系统以及应用系统的互通链接效率低下，无法满足社区实际状况的应急需求。其二，应急数据共享阻塞。该类社区尚未形成跨域、集成、开放的信息资源共享数据库，由于数据深度应用不足、部门间数据共享渠道不成熟、重点数据来源缺乏实时监控、数字孪生计算能力不强，以致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数据联通和融合共享不足。

　　中阶样态Ⅱ：价值共识程度弱，技术赋能和制度供给程度较强。处于该种实践样态下的智慧社区应急管理也面临两大困局：第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政府工作人员将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治理转型视为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过分追求对于数据、信息资源掌握的绝对优势和对减灾事务话语权的垄断地位，忽略了智慧应急过程中居民情感、公平公正等公共价值诉求，为了完成减灾任务而忽视居民的真实需求及特殊人群的特殊需求。第二，多元主体协同困难。受路径依赖的思维惯性影响，该样态下的治理主体尚未摆脱传统管理中封闭化、等级化的管理思维，社区内安全生产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相关主体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有限，导致应急主体力量分散、缺乏联动性，给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带来了偏离数字民主的潜在风险。

　　中阶样态Ⅲ：制度供给程度弱，技术赋能和价值共识程度较强。处于该种实践样态下的智慧社区应急管理主要面临的困局也有两方面：其一，顶层设计不到位。该种样态下的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缺乏强有力的核心综合管理部门进行规范化的顶层设计，导致智慧社区应急面临着战略规划缺乏、经费预算不足、数字服务不够、物理规划不佳、多元主体漠视等科层制局限。其二，标准化建设不足。缺乏多维度、跨领域数据库共享平台，数据分享和开放机制不完善，难以克服传统科层制管理架构下部门数据分散化所带来的“信息孤岛”难题，导致各协调主体难以开展有效的信息数据共享和应急协同共治，难以形成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应急响应和处置机制。

　　至于“一强两弱”型样态是属于中阶样态中较低价的样态，它具体表现为“弱弱强”“强弱弱”“弱强弱”三种类型，即在技术、价值和制度三个维度中有两个维度较弱。在理论意义上，如果仅具备标准规范的技术系统，将应急治理活动简化成纯粹的技术过程，则容易陷入所谓的“技术决定论”和技治主义误区；若仅侧重“制度弹性”“制度规约”“价值介入”等机制的实现，忽略技术理性所具有的标准化、效率化优势，则会淡化并偏离智慧社区的语义背景。在现实情形中，仅凭借单维能力往往不足以支撑基层社区应急管理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发展，其面临的困局和改进阻力也更大，故在此不再详述。

　　所谓“三弱”型低阶样态指的是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技术赋能”“价值共识”“制度供给”的建设程度均处于弱势状态。如表3所示。

　　首先，低阶样态的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存在主体定位模糊的问题，缺乏统一规划和权威的规范标准，尚未形成一系列可以普遍推广的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导致社区治理效能难以衡量和反馈，进而影响区域治理的整体推进，造成应急效能低下。其次，在应急管理信息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往往迫于政绩压力而被动进行数字治理尝试，实际应用程度不高且模式不可持续，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和浪费。同时，受经济发展水平、多元协同效率及推行策略等多重因素限制，在实行智慧应急尝试时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误区，使智慧应急平台沦为中看不中用的形式主义“花瓶”。最后，突发事件是检验智慧社区真实社情民意的一面镜子，低阶样态社区管理理念陈旧，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及企业等多元应急主体尚未树立起协同参与、共担权责、共享资源的合作意识，缺乏共同探索和接纳新技术的动力，社区应急管理的人才队伍建设无法跟上数字基建和智慧应用的步伐，难以实现拓展升级。

　　探讨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实现路径应从“困局破解”和“嵌入式协同”两个方面着手，深入分析社区应急管理低、中阶样态的转型方向和高阶样态的实现路径，以期为智慧社区应急管理效能提升提供思路借鉴，助力智慧社区开创应急管理信息化发展的新局面。

　　第一，破解技术赋能困局，实现信息技术与应急需求深度对接。首先，积极营建和完善通信网、互联网、物联网三网，打通感知控制层、网络通信层和综合应用层，以实现社区中所有信息资源的“物物相联”，并结合社区实际打造操作简单化、功能人性化、服务高效化的智慧社区应急管理数字平台，为监控预警、应急指挥、物资保障等场合应用提供基础设施，补齐智慧应急“最后一公里”短板。其次，要将信息技术与各行业专业技术相结合，破除事故灾害防治技术瓶颈，充分发挥智慧技术在应急信息采集、信息交互和信息共享中的作用，通过构建大数据库、云处理平台、功能交叉矩阵等，最大化地集约利用多元异构数据资源，加强对异构数据的有效集成与管理，破解自动化处理与分析等关键技术难题。最后，在兼顾技术共性和社区个性的前提下，不断更新和优化智慧社区应急所需要的智能感知设备，保障社区实时模拟及监测预警能力；针对社区内长者、残障人士等，配备兼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终端设备；不断优化综合管理智慧平台，完善更新基层危险源、风险点的监测预警系统、应急决策支持系统、应急响应处置系统等，实现对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全过程的精准把控。

　　第二，破解价值共识困局，助推智慧社区应急管理认知转向。智慧社区是依靠信息技术来开展管理的技术方案，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可以为社区提供全新的管理平台和管理模式，但人文边界也是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场景中应该坚守的重要边界内容之一。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应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规避“数字负能”对冲响应，保证技术真正为人服务，提升应急管理效能。一方面，当老龄化社会遇上数字化转型，不少老年人成为“数字贫困”的主要群体，加之该群体对于危机情况的反应更敏感、承受力更弱，应当针对性地对社区数字加以重点关注，提高老年人在数字化进程中的获得感、安全感。另一方面，数字赋能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必须服从于城市治理的价值目标，智慧应急的公共价值目标乃是寻求政府、公民、企业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价值共创与实现，打造“智慧应急共建圈”。基层政府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积极主动面向社区各应急主体开展全民智慧安全科普和应急宣教，增强公共安全意识，协调各价值主体利益诉求，培育“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和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相协调的公共价值文化，提升智慧社区多元应急主体的积极性与支持度，不断在社区减灾过程中实现多元主体公共价值共识的相互融通和层层递进。

　　第三，破解制度供给困局，强化虚实空间互构与负效应防范。一方面，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用全局性的视角统筹、调节智慧社区中的各要素，联通网络虚拟空间与社区物理空间，以“统一社区规划、统一建设标准、统一规范管理”为原则制定规范性总体框架目标。既要保证监测系统、社交媒体应用、信息通信等技术在制度框架下合理应用，也能促进多元参与、协同互动、诉求表达、资源整合、共创共享，实现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规范性、可控性、灵活性。另一方面，数智技术的应用需要提前对突出技术风险进行预防、识别和监测，思考如何实现智能技术和应急需求的精准对接，制定信息收集归纳、数据质量分析的统一标准，最大程度防范技术应用带来的负面效应，为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规范保障。在推进智慧应急应用的同时，需充分梳理各应急主体的职能、权利、责任和义务，通过明晰其职能边界，规避智慧社区应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数据烟囱、数据壁垒、数据鸿沟、数据碎片等负面效应。此外，要深度整合差异性部门和行业数据源，理顺运行机制，制定统一的数据采集标准和共享协议机制，确立数据规范使用和开放原则。要针对可能存在的数据泄露问题，从全局视角对智慧应急建设通盘规划，构建全方位的智慧应急防火墙技术、加密技术等，规范相关信息的使用权限与使用流程。

　　作为数字时代基层应急治理的发展方向，智慧社区应急管理是一场全方位、系统性、协同式变革。当前我国绝大多数社区正处在中低阶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建设的实践进程中，需在破解弱势维度的困局后不断寻求技术赋能、价值共识、制度供给三个维度之间最大程度的协同，从而实现向高阶样态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升级转变。具体实现路径如图3所示。

　　第一，实现技术赋能与制度供给“双向适配”。一方面，智慧社区要依托并善用能够提供结构性基础、保障性约束和创新性引导的制度供给，在充分挖掘数字治理效能的同时有效规避数字技术单向嵌入社区应急管理带来的数字鸿沟、算法歧视、伦理缺位、信息泄漏、舆情波动等风险，为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建设提升其核心价值、增强其基础建设和完善其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在新兴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基层应急的数字化转型要求社区治理制度、规则体系和治理政策与时俱进。因此，智慧社区需要重视技术赋能应急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制度配套需求，与时俱进地调整完善制度安排，构建起契合性、开放性、整体性的制度体系以适配数智技术的迭代升级。

　　第二，推动技术赋能与价值共识“双向融合”。一方面，公共精神和价值共识的存在有利于降低智慧社区应急技术的推进成本、助力智慧社区应急技术的嵌入与应用。智慧社区应在关注技术赋能创新的基础上，对价值层面的应急思维认知、应急公共理性和应急合作文化等社区独特要素进行综合考量，通过培养和传递应急管理的价值共识，来突破原有的路径依赖，最大限度地激发和释放数字技术的能量。另一方面，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必须明确“技术服务于人”的发展本质。数智技术的引进升级要以维护社区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为目标，统筹兼顾社区内居民的活动规律和差异化应急需求，关注技术应用中产生的个人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问题，最大限度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

　　第三，重视制度供给与价值共识“双轮驱动”。一方面，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制度供给需要反映社区共同价值观，遵循社区共同认同的价值导向。有关灾害响应计划、应急疏散流程等制度制定应当充分考虑社区成员的期望和信任，明确人员安全、主体联动、资源公平分配等价值共识，重点关注社区成员最关切的问题，照顾社区特殊人群的特殊应急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搭建政府引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智慧应急共建圈”，鼓励引导各协同主体表达减灾需求，同时梳理社区内人、机、物、环境等多维信息资源，从而完善制度供给、提升制度共鸣，打造健康和有机的智慧社区应急管理体系。

　　第四，加强技术赋能、价值共识与制度建设“三维协同”。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基层应急管理的整体效能不可能仅通过提升单维度建设程度或追求两维互嵌就得到最大限度激发。智慧社区应急管理需通过技术赋能、价值共识和制度建设三维协同联动来实现：智慧社区应急管理重视技术命题与数据要素的深度嵌入，通过技术赋能激活应急治理全要素，实现集智慧化预警预防、监测监控、应急处置、善后恢复于一体的建设目标，为社区内居民安全提供保障。其次，为避免数字技术的机械式嵌入导致的“智慧”和“智力”边界模糊问题，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应当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重视区域内“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共识建设，回应多元主体价值诉求，搭建起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主体协同网络，将单纯的技术性支持上升为共识性的“智慧应急”。最后，为推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兼容适配，智慧社区应急管理亟须从顶层统一设计有利于资源整合、主体联动、技术运用的一系列制度和规则，为智慧社区应急提供规范性保障。

　　智慧社区应急是现代信息技术网络与基层应急管理深度融合后形成的社区治理新形态。无论就国家宏观的信息化规划还是社区实际的应急实践场景而言，通过数字化发展推动基层治理创新已经成为社区应急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科学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信息技术，推进基层风险防范、预警监测、应急协同、社会联动，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使命所在。事实上，基层应急治理情境下智慧社区的功能定位，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赋能的智慧化应急工具，还必须兼顾配套制度供给的灵活诉求和价值重塑的应急共同体培育等。在理论层面，围绕这一新型的治理思维和创新模式，本文从技术、制度和价值三维度视角入手分析智慧社区与社区应急治理的内在关系和嵌入逻辑，探索技术嵌入、价值取向和制度保障之间的有机统一，弥补了既有研究集中强调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风险与效用而疏于分析智慧社区背景下基层应急这一特殊治理场景的研究不足。在实践层面，由于当前我国智慧社区应急管理仍处于试点建设与地方摸索阶段，尚未构建出具有普遍共识的社区应急管理建构模式，本文围绕工具、制度和价值三重维度划分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多重样态，并对其效能及困局呈现进行剖析，进而厘清不同样态下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转型方向和优化路径，共同探寻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实践进路与转型逻辑，为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实践创新提供有益的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智慧社区应急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其综合性和复杂性远超本研究所能涵盖的范畴。本文搭建的分析框架及划分的样态类型具有探索性和尝试性，未来需要进一步根据实证研究不断验证、更新和充实。可以确定的是，科学技术作为强劲引擎，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然而，对善的追求应当成为人类社会正确把握前进方向的航标。智慧社区应急管理应正确处理数字治理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将技术“硬实力”与人本理念有机融合，拓宽自身的发展之道。

　　原文《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内在机理及多重样态探索》刊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第49-63页）。如下载原文请点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