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明铭：日本自民党与农协间政治关系研究——

　　“庇护—依附”式，即作为“庇护方”的自民党通过系统的利益分配，换取作为“依附方”“庇护安排—依附效劳—反馈与再配置”的动态分析框架，可以揭示双方关系如何在内外环境变化中从稳定的“高价—高自治”向“低价—高控制”形态演变。自民党与农协的“庇护—依附”式关系深刻影响了双方的利益格局，也为理解自民党长期执政及日本政治制度运行特征提供了重要视角揭示出日本式庇护主义的本质，即以自民党为代表的日本保守势力通过资源分配与制度安排实现对农协等社会各阶层团体的支配。

　　日本自民党与农协之间的庇护关系始于战后初期，经历了形成、成熟、动荡与调整等阶段。

　　二战后，农协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成立，并逐步被确立为全体农民的代表机构。作为自民党前身的保守党，出于对缓解粮食危机和防止农村“共产化”的考量，开始对农民问题予以重视并提供经济援助。但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掌握农业决策权的农林省官僚仍持压低农产品价格的立场，导致双方关系时有紧张。50年代中后期，日本农民在城市化浪潮中面临困境，促使农协主动向自民党寻求庇护；同时，左翼运动的压力和农协展现的动员力，也使自民党认识到将其纳入盟友体系的必要性。自民党内部“事前审查制度”的完善和第一代“农林族”议员的活跃，使决策中心转向了党内。1961—1967年的“提升米价运动”标志着双方庇护关系的正式确立。

　　在成熟阶段（20世纪60—90年代），双方的政治互动形成常态化的稳固共生结构。自民党的“庇护安排”主要通过三种形式展开：一是给予农协制度性特权，如广泛的业务范围和反垄断豁免；二是给予特许业务倾斜，如垄断稻米收购和经营金融保险业务；三是进行直接和间接经济援助。相应地，农协“依附效劳”的最大价值就是组织投票。其政治动员部门“农政联”通过严密的基层组织网络动员选民、筹集政治资金，为自民党提供了关键的政治回报。据统计，1960年后农民对自民党的支持率长期保持在70%左右，农村议席占自民党总议席的50%—60%。这种利益交换主要通过“组织对组织”的制度化渠道和以“农林族”议员为核心的非正式、私人化渠道进行。

　　进入动荡与调整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双方关系面临空前挑战。作为“依附方”的农协，因其所依赖的农业基础被侵蚀（如农业人口锐减、农村凋零）而组织力衰退。截至2025年，农协基层组织减少了约95%，且会员中非农户的“准会员”占比已达60%，“离农化”趋势明显。作为“庇护方”的自民党，为应对泡沫经济崩溃，开始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着力减少对农协的财政支持和政策补贴。同时，小选区制的推行和政治决策权向首相官邸集中，削弱了“农林族”议员的影响力，使其从“压力型”转变为“协调型”。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期间，借加入TPP谈判之机强力推进农协改革，如将“JA全中”转型为一般社团法人，剥夺其对地方的指导权。但2009—2012年的在野经历也让自民党认识到传统盟友的重要性，因此安倍政府在改革的同时也恢复了财政补贴。进入21世纪20年代，在国际变局推动下，自民党和农协围绕“粮食安全”战略形成了新的利益契合点，庇护关系得以继续维持。

　　自民党与农协的庇护关系背后，存在契合日本政治经济发展背景的内在逻辑。首先是自民党的“软支配”。表面上是“平等互惠”，实际上是自民党占据主导。在“1955年体制”下，自民党构建了一个跨阶层的全方位庇护主义网络，农协只是其中一环。由于自民党垄断了可分配的公共资源，各利益团体为获取利益反而陷入内部竞争，竞相表达忠诚，形成了“民主的逆向问责制”。自民党时常利用其庇护的其他团体（如“经团联”）对农协形成外部制衡，迫使后者服从。

　　其次是农协的“依附困境”。农协看似拥有特权，但正如中野晃一所言，这些特权是通过与政府合作获得的，使其永久性地将自身定位为体制内的“弱者”。归根到底，自民党政府才是农业政策的主导者，从“减反”政策到TPP谈判，农协最终都只能选择妥协。21世纪20年代的外部冲击使农协的经济基础遭受重创，对自民党的依赖性空前加深。而且，农协尝试改变这种关系的“替代选项”也有限。在野党（如）的选票基础在城市，其改革政策（如“农户收入补偿制度”）往往对农协更具打击性，这迫使农协不得不更加倚重自民党。

　　最后是庇护关系的“衰而不败”。冷战后，“无党派群体”成为主流（长期占选民总数50%左右），从根本上动摇了庇护关系的基础。“无党派群体”选票的决定性作用，使得农协组织票的回报率明显下降。基于成本收益评估，自民党开始削减政治成本，农协也在2009年一度宣布“投票中立”。但庇护主义已成为自民党统治的支柱之一，在一个选举变为高风险“遭遇战”的时代，农协的组织票仍是防止溃败的“安全网”。因此，自民党维系关系的逻辑从“投资”转变为“风险管理”。后安倍时代的自民党领导人更加依赖传统盟友的支持。双方在“替代选项”皆有限的背景下，为求共同生存而结成了“低价—高控制”的防御型契约。

　　自民党与农协的庇护关系，可视为一种独特的资源分配机制。它通过农业补贴和农村基建等手段，让日本农村地区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回报，并通过“政党—选民”的双重沟通网络，客观上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然而，庇护主义偏离了代议民主制的理想状态，其负面效果日益凸显。农协沦为寄生团体，自民党的执政能力也因此弱化。通过物质利益交换获取选票，削弱了自民党对选民的深层次动员能力，使其在面对社会结构变化时难以有效应对。2024年自民党派阀的“小金库”丑闻曝光及其选举失败，就是鲜明例证。

　　从宏观上看，自民党运用庇护主义将不同社会集团编织进一个庞大的统治性利益网络，造成了社会的“条块分割”。绝大多数社会团体都与特定的政党深度“捆绑”，导致跨阶层、跨领域的重大议题难以形成国民共识。其后果是，大众对政治的期待感流失，转化为“政治冷漠”；或在特定议题上集中爆发，演变为短暂而剧烈的“情绪型政治”。

　　未来，随着“无党派群体”的扩大和传统利益团体的衰落，双方庇护关系走向衰退难以避免。其演变可能呈现两个趋势。一方面，自民党的庇护形态或将从“全面收买”转向“精准扶持”，即“低价—高控制”模式的具体化。另一方面，农协的动员能力将减弱，但凭借其遍布全国的基层网络，仍能作为农村地区“准公共服务提供者”发挥作用。此外，自民党在2024年和2025年选举失败后，更加迫切地寻求农协等团体的支持，这可能减缓双方庇护关系的衰退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